佛教的社會價值(中國佛學院講師道堅)
佛教是中國民族文化的三大支柱(儒釋道)之一，其社會影響非常廣泛。首先，佛教經過長期的研究和廣泛的弘揚，對中國思想界曾起了不可磨滅的影響。舉宋明理學為例，它是受了華嚴、禪宗等佛教理論的影響而產生的。在晚清時期，中國知識界研究佛學成為一時普遍的風氣。一些民主思想啟蒙運動者，如譚嗣同、康有為、梁啓超、章太炎等學術名流，都採取了佛教的部分教義作為他們的思想武器。佛教的慈悲、平等、無常、無我的思想，對中國的知識界的文化復興起到了啟發和鼓舞的作用。
其次，佛教擁有數千卷由梵文翻譯過來的經典，本身就是偉大、富麗的文學作品。其中如《維摩詰經》、《法華經》、《楞嚴經》，特別為歷代文人們所喜愛，被純粹地當著文學作品而研讀著。我國近代文豪魯迅曾捐款緞帶金陵刻經處，刻印了一部《百喻經》。這部經所敘的譬喻故事，常常被譯為語體文發表在今天的報刊上，作為文學作品來欣賞。佛教為中國的文學帶來了許多從來未有的、完全新的東西——新的意境、新的文體、新的命意遣詞方法。馬鳴的《佛所行贊》帶來了長篇敘事詩的典範。《法華》、《維摩》、《百喻》諸經鼓舞了晉唐小說的創作。《般若》和禪宗的思想影響了陶淵明、王維、白居易、蘇軾的詩歌創作。
為佛化普及的目的而盛行於古代的歌唄產生一種特殊的文學——變文，這就是把佛經內容演為便於講唱的通俗文詞。敦煌石窟發現的各種變文，都是文詞酣暢想像力都非常豐富的大眾化的文藝作品。從這些作品中，可以看出這是後來的平話、小說、戲曲等中國俗文學的淵源。此外還有由禪師們的談話和開示的記錄而產生的一種特殊文體——語錄體，這種樸素而活潑自由的口語文體，後來被宋明理學家仿效而產生了各種語錄。此外還有音韻學，如過去中國字典上通行的反切，就是受梵文拼音的影響而發展起來的。總之，佛教在中國文學領域中的表現是豐富多彩的。
再者，隨著佛教的傳入，中國建塔造像藝術很快地便風行於中國各地。現存的上海龍華寺塔和蘇州報恩寺塔，都是在公元二世紀三國時代創建的。四世紀到六世紀，全國各地都有壯麗的塔寺建築。世界聞名的佛教石窟寺，如敦煌、雲岡、龍門以及其它同等重要的石窟寺——這些古代雕塑壁畫藝術的寶庫，西至新疆，東到遼寧，南到江南，都是在這一時期開始動工的，隨後繼續了數世紀之久。在中國，塔的形式很多，大致可歸納為兩類：一類是印度式的，但也有許多變化；一類是中國建築藝術，寺塔是其中主要部分。至於佛教造像，在取材與造法上種類也很多，有石窟造像，有木、石、玉、牙的雕刻像，有金、銀、銅、鐵的鑄像，有泥塑像，有錘 像，有夾 像，有磚像，有瓷像，有繡像，有畫像。它吸收了犍陀羅和印度的作風而發展成為具有中國民族風格的造像藝術，是我國偉大的文化遺產。
佛教繪畫藝術也非常值得關注，如現存於敦煌石窟中的壁畫，供給我們非常豐富的藝術和歷史的資料。最初盛行的佛陀本生故事畫，發展到唐代，逐漸為「經變」畫所代替。正如文學中有變文一樣，佛畫中的「經變」也就是將佛經中的故事譬喻演繪成圖，如敦煌石窟中的演繪《維摩經》的「維摩變」，演繪淨土經的「淨土變」等，都是十分精彩生動的偉大作品。經變畫的興起，使壁畫內容大為豐富起來，因而唐代佛寺壁畫之盛，達到極點。當時名畫家輩出，在姓名有記載的數十人中，如閻立本、吳道子等，大多是從事於佛畫的。由此可見佛教對當時繪畫藝術所起的作用。中國畫學中由王維一派的文人畫而發展到宋元以後盛行的寫意畫，則與般若和禪宗的思想，很有關係。佛教版畫，隨著佛經的刊印而很早就產生了，現在所看到的中國最早的版畫是在大藏經上面的佛畫。房山石經中有唐代的石刻線條佛畫。宋元以來的觀音畫、羅漢畫以及水陸畫等都是很流行的。
另外，佛教對天文、音樂、醫藥等的傳習，對中國的科技事業貢獻巨大。一九五五年我國發行郵票紀念的古代天文學者一行，就是八世紀初的一位高僧，他在天文學方面著有《大衍曆》和測定子午線等，對天文學有著卓越的貢獻。至於醫藥，隋唐史書上記載由印度翻譯過來的醫書和藥方就有十餘種，藏語系佛教中並且有醫方明之學。再說佛教音樂，公元二世紀時，中國已有梵唄的流行。七世紀初，在今緬甸境內的驃國贈送給中國佛曲十種，並派來樂工三十二人。中國唐代的音樂中吸收了天竺樂、龜茲樂、安國樂、康國樂、驃國樂、林邑樂等來自佛教國家的音樂。唐代音樂至今還有少部分保存在某些佛教寺廟中。
佛教徒本著慈悲濟世的精神，廣泛地從事公益事業，如有的僧人行醫施藥，有的造橋修路，有的掘義井、設義學，有的植樹造林，這在古人記載中是屢見不鮮的。現在根據相關資料記載，對佛教的慈善、福利事業的貢獻介紹如下。
一、世界上最古老的慈善基金會——無盡藏。在南北朝時期，佛教就創建了這種慈善性質的金融機構，專門用以救濟貧窮等。到隋唐時的三階教，無盡藏的規模空前，影響之甚，令統治階段眼紅到強行沒收的程度。然而，慈善基金會的形式卻仍然在寺院裡保存下來，在宋代為「長生庫」，在元代為「解典庫」，流傳到日本叫「無盡會社」。
二、世界上最早規模最大的慈善機構——悲田院。自北魏創「僧祗戶」始，至唐代的「悲田養病坊」(則天武后長安年間在政府的支持下，成為全國性的佛教慈善組織，影響最為深遠。)，宋朝的「福田院」，乃至近代的佛教慈善組織，悲田院的名稱雖有不同，但性質卻是一樣的，即有系統地進行社會慈善事業，其中包括養老院、孤兒院、養病院、救災、濟貧、為無業人員傳授技藝以及難民收容等等。
三、世界上最為古老的醫院——養病坊、疫病坊。南齊時佛教「設六疾館，以養貧民」，(《南齊書》二十一卷)梁武帝普通二年(521)設孤獨園，令「孤獨有歸」，(《梁書》卷三)北齊文宣帝時，北天竺的那連提黎耶舍法師在汲郡(河南)的西山建立三寺，收容癧疾患者。這些留寺醫療的方式，被認為是近代醫院之濫觴，也是我國創始傳染病專科醫院之最早記載。養病坊和疫病坊則始自隋唐，還流傳到了日本，是成熟的慈善醫院型態。
四、對生態環境的保護。佛教的菩薩行有「莊嚴國土，利樂有情」之語，所以佛教有大量針對生態環境保護的善舉，其表現主要有二兩面：一是護生止殺，以及對稀有物種的保護。放生是佛教的一大特色，其動機在於尊重生命，愛護生命。在這種理念的影響下，現代佛教的動物保護、生命關懷、動物救助等組織，皆應運而生。二是功德林(即佛教徒的義務植樹活動)的種植，僅以《洛陽伽藍記》的記載，佛教植樹造林活動在南北朝時期已初具規模。如景樂寺的桑林，并州(山西)武德寺慧覺法師帶領信眾種植的棗園，蘇州通玄寺慧旻法師植梓樹十餘萬株，泗州(江蘇)開元寺為除水害而植松、杉、楠、檜等萬餘株……
五、公共設施的建設。《佛說諸德福田經》開示了七種佛教徒的福田事業，就有六項屬於公共設施的建設，在佛教徒的實際行動中，他們修建塔寺亭台樓閣，公共浴池，造船義渡，修橋補路，掘井引水，以及建設公共廁所(古代稱為圊園)等常見的公共事業。佛教在歷史上作了大量服務人群，造福大眾的事，因而受到了廣大人民民眾的歡迎與愛戴。
六、建立了世界最為龐大的圖書館藏系統。佛教寺院主要有教育、文化、修持、弘法、慈善等功能，特別重視文化教育的功能，因而全國的佛教寺院基本上都有藏經樓，即公共圖書館的建設，形成世界上最龐大的圖書館藏系統。作為中國四大藏書系統(官方藏書、書院藏書、私家藏書及寺院藏書)之一，寺院藏經樓的藏品非常豐富，為中國的精神文明建設貢獻了巨大的力量。
除此之外，佛教尚興辦義學、開設義莊(即免費存放屍骨的地方)等多種領域的慈善福利事業。
這些事實說明佛教在中國不僅其本身發揚光大開出燦爛的花朵，而且延伸到民族文化的各個領域結出豐碩的果實。我們佛教徒應該為我們的先輩的卓越成就和貢獻感到光榮和自豪。他們不僅在佛教事業上，而且在人類文化事業上，人類友好事業上都建立了不可磨滅的功績。他們不僅翻譯了幾千卷的經論和寫下了許多不朽的著作，為中國和印度及其他民族留下了寶貴的共同遺產，而且熱心地相互傳播了各自民族的勞動和智慧的花果，從而豐富了各自民族的文化寶藏。特別是在亞洲和國的友好使用日益恢復發展的今天，我們佛教先輩們辛勤努力所做出的許多歷史業績，不但重新顯發了它的光輝，並且繼續起著新的積極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