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發源於印度，東傳中國，大放異彩，主要得力於經典的漢譯。
由於佛典的翻譯流傳，帶動佛學的研究風潮，開創出中國八大宗派蓬勃發展的新風貌，並且豐富了中國文學創作的內涵，為中國留下珍貴的文化遺產。這也說明中國在哲學思想上，早已有了深厚的基礎，才有發展的條件。
中國的譯經事業起源於東漢，發展於六朝，大盛於隋唐年間。有關中國佛教的譯經事業發展歷程，可分為三個時期：
一、漢魏西晉時代--譯經的初創期
東漢明帝夜夢金人後，曾派蔡愔、秦景到西域取經，並迎請迦葉摩騰、竺法蘭到洛陽，譯出《四十二章經》等五部經，這是中國最早的佛經翻譯。
初期經典的傳譯並非直接從印度而來，而是從大月氏、康居、安息等西域諸國間接引入。漢朝到晉代，約有六十餘位譯經師，最著名的有安世高、支婁迦讖、支謙、曇柯迦羅、康僧會及竺法護等人。當時翻譯所根據的經典，大都是由西域當地的語言或文字寫成，通稱『胡本』或『胡語經典』。此一時期的譯經多屬個人翻譯，並無固定人員共同參於譯經，限於人力、財力，只能譯出小經小品，缺乏系統;且來華的高僧皆在傳教餘暇譯經，並未取得朝廷的護持，翻譯工作亦無特定地點，文體不一，譯名混淆，故稱為譯經的『初創期』。
這個時期佛經翻譯的特色，主要有大小乘兩大系統：一是以安世高為代表的小乘禪學派;一是以支婁迦讖為代表的大乘般若學。因此，早期傳入中國的佛經，可以說是大小乘同時並行。
二、東晉南北朝時代--譯經的進展期
從東晉到南北朝之間，譯經初期多為私人小規模的組織，後來逐漸受到國家重視，開始出現較大規模的譯經組織，使譯經事業更加彭勃。譯經師大都來自印度，精通梵文，兼解漢文，主要代表人物有鳩摩羅什、佛陀耶舍、竺佛念、曇無讖、求那跋陀羅、真諦、佛馱跋陀羅、僧伽提婆、法顯等人。譯出的經典主要有大小乘經論、大小乘禪經、密教經、律典等，內容廣泛，涉及印度佛教各個流派，特別是當時在印度盛行的大乘空、有兩大學說，直接促進當時佛學思潮的發展。此期譯經的特點是傳譯較完備，譯經師有系統的介紹佛經，分判不同宗論著作，確立翻譯文體，翻譯作品不求華美，力求切合原意，這是漢譯佛經的進展期。
三、唐朝時代--譯經的全盛期
前兩期的譯經活動雖有中國人參於，然總體上均以印度、西域高僧為主譯。本期譯經師則以中國高僧主持譯事，典型代表是玄奘、義淨，他們不但精通華文、梵文，佛學造詣更是博大精深，且以朝廷力量設定組織完備的譯場，進行大規模的譯經事業。特別在唐太宗時期，為玄奘大師開設譯經院，譯經者達三千人之盛，這是中國譯經的顛峰期，同時也是佛教的全盛期。其它，尚有般若三藏、菩提流志、實叉難陀等人，也都為譯經事業締造了佳績。此外，善無畏、金剛智、不空翻譯了大量的密宗典藉，也是這個時期的特色。
唐德宗後，譯經事業停歇，又遭受唐武宗、周世宗的破壞，佛教一息僅存，直到北宋時期，朝廷採取保護佛教的政策，極力提倡中印雙方文化交流，此後從中國到印度求法者很多，印度、西域來華的僧侶也不少。尤其，宋太祖、太宗詔立譯經傳法院於河南開封(國都)，延請施護、法天、天息災等人譯經。這一時期譯經事業更盛，且臻於完美。宋、元之後，譯經事業便告終止。明、清兩代，則僅有由日文、藏文、巴利文翻譯為漢文的零星作品。
佛教經典的翻譯，對於佛法的傳播貢獻至鉅，這些譯出的經典，經過各代的匯整、刊刻，逐步成為大藏經，流通至今，這是中國文化史上一件偉大的事業。加以東晉道安與南朝梁代僧佑大師先後編制了經典目錄，對佛典的整理，佛教文化的保持，更是具有開拓性的重大貢獻，對於後世佛法的弘傳，影響十分深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