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勇阿奢黎傳略
天晟傳統文化研究所 陳士東
大勇阿奢黎俗名李錦章，1893年生於四川巴縣，清末畢業於法政學校，民國初年充任軍政、司法等要職，曾為《國民公報》的主筆，于軍界頗有影響。不久，他與佛源法師在重慶建香光學社，此是他與佛教結緣之始，但這時只是以居士身份活動。1918年，黃葆蒼至重慶，與董慕舒及大勇共結為法友，三人發心深切，誓願出家專修以事佛法之弘揚，這是他出家之因緣。民國八年即公元1919年5月7日，這天農曆是4月初八，為世尊釋迦牟尼聖誕日，他與黃葆蒼、董慕舒師從太虛大師，同日剃度於寧波歸源庵。黃之表字為大慈，董之表字為大覺，他法名傳眾，表字大勇，時方27歲。同年6月，竹溪法師約太虛大師赴京處理事務，太虛以覺社事委託於大勇代管。1920年，他受具足戒於金山江天寺，並於此寺學了一段時間的禪宗。1920年秋，大勇、玄義等路過五台，因法尊等請求開示，而住靜於五台山，並頂禮文殊菩薩。這次法尊與大勇法師相見，結下了深厚的法緣，聽其為略講《八大人覺經》，後又講《佛遺教經》。1921年夏，法尊又從大勇聽受《彌陀經》等。同年秋9月6日，因太虛大師於北京弘慈寺講《法華經》，大勇自五台至北京聽講，除了聽受《法華》之外，於法會期間，大師還為大勇、王虛亭等講《金剛經》，大勇法師筆錄有《金剛義脈》。自法師與佛教結緣至此段期間，可以算作是他學習顯宗之經過。
關於法師與密宗之因緣，亦是興起於太虛《法華》一會，時在北京弘密的日本東密大師覺隨亦來參聽，屢以唐代傳日本真言宗大法欲回傳中國，力邀太虛赴日承之，太虛婉辭之。大師之弟子大勇聞之歡喜欲往，他以為「末法眾生去聖時遠，知見狹劣，垢障叢深。欲令入佛，非得三明六通，難以起大眾之信、回俗流之狂，而佛法終無由昌大，劫亂終無由拯救」，而密宗則正可挽此狂瀾，為末法眾生之良藥。於是，他隨覺隨東渡。太虛大師記之曰：「先則粵之紙密、蜀之大勇，繼則有持輪，後則有顯蔭」。大勇在日本學法甚勤，深得傳法者喜愛，後金山穆昭回憶大勇等學密的情況時說：「先年支那有密林、大勇、純密三法師，殆同時來山修學，是時余當指導之任「。初抵東京，大勇與在東京留學之陳濟博同往東密中心道場高野山，輾轉訪得天德院金山穆昭，並得其許可，傳予密法。不久，大勇因學費不足，回國籌措。1923年再次東渡，在高野山密宗大學就學，依金山穆昭傳習古義真言宗中院一派教法。約經一年，得四十六世傳法灌頂大阿奢黎位(此從空海算起。如按大日如來算起，則為五十三世，一說六十三世或五十一世)。關於大勇之東密成就，太虛大師早有預見，大師說：「考其數人中，於教理素有研究者，只大勇、持松、顯蔭諸師爾，故真能菏負吾國之密宗復興之責任者，亦唯其三人爾」。大勇在日本期間，時常與中國佛教教友通信聯繫，如1921年秋大勇到京聽太虛講經時，曾攜法尊同往，法尊之後對太虛大師之武昌佛學院有了很大興趣，他曾去函大勇懇為引薦，大勇慈悲允為法尊作介紹和保證人，使法尊入了大師之武院。1923年冬，大勇習胎藏、金剛兩部大法歸，開始了他弘揚東密的事業，他的弘傳被後人認為東密暢傳中國之始。初抵上海，他即被滬杭佛教信徒江味農、吳璧華等邀請，先在滬開壇，授灌頂多人。次至杭州開壇，傳十八道法。據說得一尊供養者十人，從受咒印大方便者多達百人，其中包括潘國綱、王吉樗等政界人物。太虛大師聞大勇歸國，傳密於杭，即以嚴切手書責以速來武漢，乘寒假期中傳密法。民國十三年即公元1924年1月27日，應太虛大師力約及武漢僧俗之請，大勇南下傳法，開壇傳密於武院，在武院受到師生們盛大歡迎。在此，大勇先後開壇傳法十次，主傳東密十八道法，入壇受法灌頂者達二百三十七人，主要是該校學員，還有不少居士，其中如李隱塵、趙南山、孫自平、楊選承、杜漢三、黃子理等社會名流均參加，及女居士十三人。據說，當時武院的學員大都傾心於密宗，武漢密法忽焉大盛。武院之法尊法師亦預會並修學文殊法。法尊說：「在那裡第二年冬天，大勇法師回到武昌傳十八道，各處的佛教徒無論在家出家，都有唯密是尚的風氣。我也給勇法師當過八天的侍者，我也學過十八道和一尊供養」。自1921年與東密結緣至1924年春，是大勇法師修學並弘傳東密之經過。
1924年暮春，大勇法師赴北京，在北京投白普仁尊者學藏密，欲貫通日、藏兩系密法，建立完全的中土密教，此時也就結束了他弘傳東密的活動。此春夏，他在北京與雍和宮白尊者一同閉關於善緣庵，修藏密金光明護摩法，法師便覺得西藏的密法比日本東密來得更完善，如日本密教由中國阿奢黎惠果傳予日本弘法大師(東密祖師)，而惠果又得自印度阿奢黎金剛智、善無畏，間接又間接；且再日本流傳及千餘年，中間不無遷變。而西藏密教，則由印度蓮花生、阿底峽直接傳授，藏地的佛法保持原貌比較好。於是，他便生出深究藏密之心。後來又在京依多傑覺拔上師學藏密，經過一段時間的修習，感到學通藏密非進藏不可，就發了進藏求法的決心。他初衷本想一人獨往，或帶一兩個人，經白尊者及諸位大護法勸請，才開始計畫組織一個入藏求法團進藏求法。但冒然入藏，於語言上必有隔礙，會影響學法，為克服語言上困難，故應先召集一班學僧學習藏文，待藏文稍有基礎再進藏。這樣，在白尊者、多傑上師指導和鬍子笏、湯鑄新、但恕剛、劉亞休、陶初白等人贊助下，在北京創設藏文學院，招青年比丘學習藏文。此段期間，大勇為學員等事到處奔波，如1924年初夏，在北京傳十八道，函法尊到京相間，面商進藏的事，因他對法尊甚為器重。法尊說：「蓋自從入五台親近勇法師之後，勇法師視我，就如他的剃度弟子一般，時時事事沒有不照顧我的。他由日本歸來，本想在廬山閉關修成就法，他挑中的侍者，我便是第一個」。由於大勇急於赴杭傳法，法尊到了北京，商定了進藏計畫，大勇便南下，與忍病痛堅持說法的王恩洋居士一起在杭州佛教會講經。由於武院學僧及職員對大勇甚為敬佩，聞知其藏文學院將成立，其中多數優秀學僧及職員如大剛、密嚴、超一、觀空、善哲等相繼追隨大勇北上，大勇南下傳法後，大剛、法尊等留京籌備，八月間大勇到京準備開學時，又帶了朗禪、恆演及幾位居士同來。終於，在大勇積極努力及白尊者、多傑上師指導下，又得諸大護法支持，1924年10月11日(農曆9月13)在北京慈因寺正式成立了藏文學院並開學，主要學員有法尊、大剛、密嚴、善哲、朗禪、恆演、超一、觀空、法舫及幾位居士等，因法尊、觀空、法舫等均為太虛創辦之武院畢業僧，轉而來北京隨學，這使白普仁尊者這個主要指導人增色不少，藏文學院的成立，使白尊者法會及多傑上師威名風行南北。
藏文學院主要學藏文，充先生任課，同時請多傑上師為導師授藏密知識，開示朗忍次第及藏地佛教之傳承儀軌、習定法、修持淺深、成就過程等。經一年余，基礎學法有了些成就，1925年5月，大勇改組藏文學院為留藏學法團，乞太虛開示，大師書偈以示之。同時，學法團制定了詳盡的行程規劃及辦事簡章。全團由大勇任團長率領之，下設三個股：總務股、專務股、法務股。大剛任總務股主任，股員為嚴定(記錄)、觀空、杜居士(管帳)。超一任專務股主任，下又分三個組，採辦一伙食組三人：天然、密嚴、孫居士(管帳)。行李組四人：圓住、會中、密吽、霍居士(登記)。醫藥組二人：恆照、圓住(兼)。朗禪任法務股主任，下設三個組，悅眾組三人：法尊、粟庵、智三。侍者組：法舫(管理圖記)、恆演(管錢)。香燈組：恆明。(有關組織及章程等詳見(釋東初《中國佛教近代史》)。從大勇法師立志於復興密教試圖融會藏密、東密來建立圓滿的內地中華密教，到產生了欲西上康藏求密的學法團，大勇等這次進藏舉動，可以說是近代密教復興運動中一個重大事件，也是整個密教史乃至中國佛教史上的一大壯舉，象這樣有組織有計畫的求法活動，在中國佛教史上還是少見的，因此被後人視為漢僧求法西藏的創始者。
學法團於1925年6月4日從北京出發，一路上又是傳法灌頂，又是說皈授戒，熱鬧極了。火車便是專車，輪船也是包倉，十分風光。先南下武漢、宜昌(嚴定、會中即在漢口加入學法團)，再上重慶，登峨眉山，因時至夏日，便在山上避暑並主持打七，順便做了個五七息災法會。秋初下山，在嘉定烏尤寺閱經，說來很巧，年幼的游隆淨(即後來隆蓮法師)此時正在樂山烏尤寺路邊玩，巧遇大勇走過，他那身袈裟使游隆淨看了心醉，生出出家之念。據《當代第一比丘尼隆蓮法師傳》記載：「秋，大勇從日本學成歸來，準備赴藏學法，途經樂山，去烏尤寺拜訪」。(另據其載，1924年大勇自日歸國後，曾到成都少城佛學社講經)但，該書作者因調查不清故，以至書中時間多有誤處，如在書後所附之「隆蓮法師生平大事記」中，誤以隆蓮於1916年見大勇法師於烏尤寺，大勇於1919年夏方出家，何以隆蓮在1916年便見到大勇的僧相狀了呢！烏尤寺的「烏尤」二字乃梵文音譯，為印度密宗瑜伽部主尊之一，寺內現保存唐代鑄造的烏尤銅像一座。求法團成員於寺中讀了《南海寄歸傳》，對義淨法師赴印度取經甚為欽佩，義淨求法詩「去人成百歸無十，後者安知前者難。後賢如未諳斯旨，往往將經容易看」更是鼓勵他們努力進藏求法。秋末，學法團由嘉定進發雅安，由於一路上有幾處匪區，全體分水陸兩道進行。自洪雅以西，沒有官兵做保障，勇師擔心眾人被劫，電請軍隊保護，把他們三十幾個人護送過雅安。在雅安休息六七日，趕赴打箭爐，越過大相嶺，幾經風險才到了康定打箭爐，時值冬末，留居安卻寺，進修藏語文。能海上師(俗名龔輯熙，曾與人創辦少城佛學社)1925年10月與永光等進藏求法，後在康定與大勇學法團會合，欲共同進藏，但因經費不足，返蓉籌措，後與永光、永楞、永嚴、常光、登約、太空等再次進藏。1926年春，大勇、法尊、朗禪等上康定跑馬山，親近慈願大師學習，聽講藏文文法《三十頌》、《轉相論》、《異名論》、《一名多義論》、《字書》等關於藏文的書籍，次學黃教佛教著作，如聽受《芘芻學處》、《菩薩戒品釋》，尤其是聽講了藏傳佛教一部重要經典《菩提道次第略論》。經過近一年的進修，成員們藏文水平均有提高，大家繼續西進。
1927年春自康定出發，途經艱險，終抵康藏邊境甘孜，但在此受到西藏方面阻止，不得已滯留下來。法尊后來回憶這段情節時說：「勇法師是支官差用官兵護著進藏，一路上轟轟烈烈，大有不可一世之概，尤其那沿途的縣長、官員等，皆是爭先恐後的受皈依、學密咒，郊迎郊送，川邊的蠻子們哪裡見過這樣尊重優禮的盛舉呢！也就因為勇法師的氣派太大，藏人誤以為國家特派的大員，西藏政府來了一紙公文擋駕，並有兩張通知甘孜的商人，不準帶漢人進藏」。由於中途受阻，只好在當地先尋師求法，而此事變直接影響到了學法團整體的命運，使之未能如前所願。四五期間，法尊隨大勇移住甘孜對河的札迦寺，親近依止札迦諸古大師及其上首弟子，廣學顯密教法，尤其鑽研密教。爾時有一大德安東格什，學德兼優，映奪全藏，曾依止札迦大師遍學顯密，其亦為大勇、大剛、法尊等授白度母、金剛手、四面大黑天等結緣灌頂法。大勇以深厚的密宗根底及雄辯的口才，為各傳法上師喜愛，得傳法阿奢黎位(傳法阿奢黎，亦稱傳教阿奢黎、傳燈阿奢黎，受此法位者，有資格傳授密法儀軌等)。於此年中，大勇在甘孜講《菩提道次第略論》，由胡智湛居士筆記，錄成漢文，但當時未講《止觀章》。大勇法師出家十載所遺文著，略有散見，然成書者僅譯講之此《略論》，後得法尊補足《止觀》一節。並由嚴定閱校藏籍，坐空整治筆錄，成六卷本。據說，勇師最初的《略論》在成都印行時，一般已經有佛學根底的人，喜愛得簡直難以形容。1929年6月，學法團大勇等人，發《勸請全國居士如律地護持三寶書》，於印光(淨土宗名人)倡導淨土而雜以儒說有所批評。
但是不幸的是，由於法師常年奔波，一心弘法而不注重身體，所以積勞成疾，終於民國十八年即公元1929年秋8月初10日早晨，壯志未酬而示寂於四川甘孜札迦寺，年僅三十七歲，時戒臘十載。大勇法師臨圓寂時，還一心想著佛法的弘揚，他未競事業，因而將法尊叫到面前(勇師最喜愛法尊，有空閒時常為他講些過去高僧的故事)，很殷重地囑咐法尊，教他去昌都從安東格什學《菩提道次第廣論》(此論及前述之《略論》，皆為宗喀巴大師依阿底峽佛尊《菩提道燈論》所著，為道次第中最為全面之論述)，學了以後，無論如何還要把它傳到內地來。勇法師說，如這部書能夠傳到內地，連他們進藏學法的三十幾人所受施主一切供養，都可消受得了而不白費。其實，勇法師已造下《菩提道次第廣論科判》(即《廣論》之各科目分章及立名等工作)，只不過未能接下傳講全論，因此遺志未了。法尊法師遵遺囑，去親近安東格什，學此《廣論》，後於1935年冬出版印行(莆田廣化寺1991年5月印行本後附錄有阿底峽尊者《菩提道燈論》及大勇法師之《廣論》科判)。勇師寂後，法尊、恆照、密嚴、密慧等將其遺體在格陀諸古指導下荼毗，翌年(1930年)春由大剛、密嚴等迎靈骨回康定起塔。至此，轟轟烈烈的學法團因大勇的示寂而停止了集體活動，其成員或仍留在康習法，或先回內地弘法，或也示寂於當地，只有很少一部分人繼續進藏求法，如恆演、密悟、法尊、大剛等，而且密悟、恆演留學拉薩得格西學位，法尊受多種灌頂並廣學經論。大勇為湖南密吽、湖北密慧、四川密嚴、河北密悟、密圓之師長，法尊又被法師器重，密悟、法尊二人獲成就甚大，足以慰勇師之靈了。但是，以勇師本人來說，因心懷赴拉薩之願，勢必會轉世以圓之，次年果然轉生康地，靈童是由格魯派法王甘丹赤巴及頗邦喀大師等選出的，此二人乃藏地黃教佛法之權威，因此勇師之靈童是可信的。勇師靈童由大剛教授之(勇師寂後學法團由大剛率領一段時間)，據聞，後又入藏學法去了。勇師的一生雖然短暫，但足以夠後學敬仰了，他為佛法尤其是密教所做出的貢獻，是可彪炳史冊的，他是我們後學者的榜樣，如同太虛大師在《菩提道次第略論.序》中之贊曰：「華夏密乘中興，暨西藏佛法內流，大勇實為前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