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高僧海山長老：我的回憶（二）
（珍貴的收藏本）
二
心儀法門，悲願宏深
戒為根本，禁制行輕
當我心情澎湃、思緒萬千時，忽然想到大悲寺老和尚的身影，他多麼高尚慈祥，多麼令人尊敬，因而萌下出塵之念。這個想法，我向媽媽傾訴，她老人家很支持，哥嫂也同意。
十五歲時，我毅然決定到大悲寺出家，殊不知老和尚年邁，不收徒弟，他指定其徒孫上性下明師父，給我作剃度師，取法名海山。大悲寺里分成東西兩堂，各有十畝水田，二十多畝土，還有大片荒山柴坡。東堂和尚有文化，道高德重者八九人，請了一個長工，農忙時再雇幾個臨時工幫助乾農活。寺里有個規定，凡新來出家的小和尚，要勞動三年，衣物自備。我白天參加勞動，晚上抽時間學佛、讀書，因為課誦要必須背熟，這是出家受戒的起碼條件。
大悲寺的老和尚，原在成都文殊院任過後堂，我師父、師兄也在文殊院任過大悅眾，熟悉經懺佛事儀軌。我師父精明能幹，但不務正業，不持戒律，染上抽大鴉片的惡習，任大悲寺當家時把廟上房瓦、木料拆下來賣了，弄得我們小和尚生活困難，住宿緊張，思想波動，人心不穩。此際，我當沙彌期限早已超過了，求戒心情，油然而生。因為我心中清楚，出家人必須受戒後才算正式僧人，在戒定慧三學中戒是根本，是佛親自制定的，是僧人斷煩惱、證菩提所必須遵循的途徑。
一九四五年，我收拾行李，準備到文殊院去受戒。出發前，母親給了我路費，三哥送了我被面，鄉親們又送了我一些錢。快出發時，鄉親們給我和寂真師二人送行時說：「到成都受戒後，聰明的回來都變了質，希望你們兩個例外」。我回答說：「我們一定不負眾望，堅決學個好和尚，為你們爭光，來報答你們。」
離開大悲寺的第一晚宿住在離大悲寺八十里的龍城寺，這個廟子是大悲寺的腳廟，風景獨特，過去是僧會司(管僧人的官員)設在這裡，寺里還設有監獄，和尚犯了法，由僧會司在這裡處理。龍城寺的當家師是我師爺，他又給了我的路費，還派了一個老戒菩薩（早已受戒的僧人）送我們到蓬溪的一個小廟住了一宿，第二天他才回去，我和寂真師二人便往遂寧方向出發。
因為我倆都沒有出過遠門，不知道到哪裡可以歇腳，在什麼地點可以吃飯，在什麼地點住宿，也不知道宿店的規矩，因此心裡焦急，茫然無主。心情忐忑，希望得到依附，希望菩薩保佑，正行間，前面出現一三岔路口，該何去何從？茫然無措。躬身請問行人，真是無獨有偶，因緣殊勝，剛好有二人去文殊院訪友，我倆心喜若狂，遂與他們結伴同行，一路上問長問短，互相了解情況，說說笑笑，倒也不覺行路之苦。這樣，去成都文殊院花了三天時間，終於順利到達。先到客堂，會到了在文殊院任執事的師兄海宗師，登記住宿，隨後，他送了我棉被、單衣，作好過冬的準備。到了大城市，處處感到新鮮、別致，但也感到生疏，心生敬畏，行動很不方便，惟恐發生差錯，只有規規矩矩，靜候戒期來臨。
大叢林裡傳戒，紀律嚴密，吃飯、穿衣、脫鞋，大小便、行、住、坐、臥，都要從頭學起。隨時隨地衣履整齊清潔，更要眼不亂看、腳不亂行、耳不亂聽，答言問語，均有定規。受戒期間，除師承管理外，還有清眾，人人都可以管教新戒。客堂是講禮節的地方，動輒處罰。大殿上有糾察巡邏，凡有越禮的地方，都得挨打。戒堂里有八個引禮師，專門管教新戒，紀律嚴格，稍不留神，就犯規矩。這樣，經過兩個月時間的嚴格教育和訓練（好比軍隊的入伍訓練一般，一切行動聽指揮)，方算完成受戒任務。我當時一心學佛，求得解脫，再苦再嚴，也樂於接受，思想也特別輕鬆，無掛無礙，學習用功。因為我循規蹈矩，深受師承們的喜歡，戒行圓滿後，得以常住文殊院，學習規矩禮法。
一九四六年四月十五日到七月十五日是佛教傳統的安居時間，三個月內，寺院安排我們小和尚些專學佛教唱誦、音樂、敲打法器，上午學習兩個鐘頭，下午學習兩個鐘頭，晚上兩個鐘頭參禪靜坐。同修者百餘人，通過考試，合格者只有四十餘人，我的成績列入合格名次，分派為知殿(上殿打鼓)。後來逐步提升為悅眾，敲木魚、鐺、鉸、磬等。當時，盛行僧人外出給齋主做經懺佛事，搞經濟收入。我對做經懺掙錢不感興趣，不願以經懺掙錢謀生，覺得經懺佛事不應該是佛教的主流，作為僧人，當學習經教，弘揚佛法，以佛法惠施眾生，所謂「利生為事業，弘法是家務」。
適逢昭覺寺佛學院發出招僧通知，我去報名讀書，通過考試，幸被錄取。學院規定，只給學僧提供供一伙食和微薄的衣單費，衣被、蚊帳、生活用具、書本紙墨等自備。課程安排有《百法明門論》、《八識規矩頌》、《五蘊論》、《唯識二十頌》、《菩提道次廣論》、《楞嚴經》、《四料簡偈》、《淨土十疑論》、《勸發菩提心文》、《佛教史》、《釋迦成道記》、《論語》、《古文選讀》等學科，包括了唯識、禪、淨、密等宗之教典。有四位老師講課，四川大學語文系教授講語文，班次分甲乙兩班，有同學九十多人。
學院第一期是慈青法師任院長，第二期是慈雲法師任院長，重慶漢藏教理院畢業的演密法師任教務主任。每半年考試一次，成績優良者，學院要發給獎品以資鼓勵。當時學院對學僧沒有補助，小廟也不供給學費。為了求得知識，每到寒暑假期，我就在寺廟內做臨工，掙點錢作為購買書籍和紙筆墨的費用。
那時候，成都政局動盪，謠言風起，物價巨漲，一天數變，市場完全成了以物易物局面，所謂各種紙幣，如同廢紙，形勢岌岌，不可收拾。國民黨住在昭覺寺的軍隊，既無組織，又無紀律，酗酒鬧事，賭博成風，好勇鬥狠，自相殘殺，死在昭覺寺側者，比比皆是，目不忍睹。